两情丨胡海鸽：40多年点点滴滴，化作无尽思念

Original 关注本号☞ 新三届 2023-12-15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胡海鸽，女，1952年出生。1968年毕业于南京南师附中初中。1968～1976年在江苏淮安、六合农村插队。1976～1988年在南京第二制药厂工人，厂团委书记，厂纪委副书记，厂党委副书记。1989～2005年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书记，副董事长，瑞尔医药公司董事长。

原题

因为思念，

我们不曾分离

作者：胡海鸽

2019年8月16日，因为一次意外，丈夫白金陵猝然离世，这是我一直不愿回首的往事。但三年多来，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愿望，是要将我们相识40多年来的共同生活，浓缩成一篇文章，以寄托我的哀思，并将其留给我们的后代，也一定符合妈妈的心愿。

金陵去世的消息，当时我们一直瞒着我97岁的妈妈，谎称他摔伤住进了医院。年迈体弱的妈妈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。有次她聚集起所有能量，突然清醒地问道：“金陵怎么样了？最近好些吗？让他多看看书，写写文章。他的工作经历很有特点，很值得写。”然而，她却不知道她那位称心如意的女婿已经永远不可能再看书、写文章了……

三年多了，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一些。

我坐在电脑前，抬头凝望着金陵的照片，好像他那高大的身影就在我面前；他用那熟悉的语调，正在和我对话。我敲击键盘将四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、桩桩件件化作无尽的思念。

我找出和金陵自1976年至1982年（他转业回宁）的300多封通信。虽然几经搬迁，但双方都完整无缺地珍藏着这些信件。他去世前，我没有想过去翻看；他去世后，我又不愿意再去触碰。如今，一封封展开，引起我内心波澜起伏、思绪万千。

相识

我和白金陵同是南京南师附中老三届初中的学生。“文革”前他在66届初三甲班，我在68届初一丁班。我们相差两届，互不认识，没有交往。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学生之间的交往完全打破了年级、班级的界限。我只知道初三有这么个高个子爱打蓝球的男生，他仅晓得我是个在学校比较活跃的初一“小鬼”。

1968年12月，我到淮安县黄码公社插队，和我在一个公社插队的初三甲班孙曦、徐涤华都是我的好友。一次，我和涤华在去县城的路上，她给我讲了一路她们班上的趣事，说白金陵是她们班特别调皮的学生。有一次班级开元旦联欢会，金陵自告奋勇地表示要“露一手”。只见他拿出一张报纸，让一个男生拿着报纸的两端。我们都以为他要变什么戏法，谁知他伸出拳头猛击报纸，击破后伸出手来得意地说：“露了一手。”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，笑翻了！涤华还说：“调皮的孩子将来有出息，他们有主见，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不讨好别人，不在乎大人表扬，长大后会按自己的想法做事。” 我当时对金陵的调皮并不反感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，但根本没想过日后他与我会有什么关系。

1968年底，金陵和初三乙班的顾苏平、石晓邦、刘晓天到泗洪县小楼公社黄庄大队第七小队插队。我哥哥胡多佳是初三丙班的，他和丙班的牟承晋、李胜利等到相邻的黄庄大队第八小队插队。若干年后，我曾问过顾苏平：“你们三位都是乙班的，白金陵是甲班的，你们怎么会跑到一块儿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学校时，就觉得他挺能干，又非常仗义，就把他拉到我们知青户来了。”

到了1972年，这两个知青户的顾苏平、石晓邦、李胜利都先后去当兵，刘晓天调到泗洪县粮油加工厂，牟承晋迁到六合农村。于是，这两个知青户就只剩下白金陵和胡多佳两个知青。多佳搬到七队，和金陵住在一块儿，互相依靠，当然更多被照顾的是多佳。多佳自幼患小儿麻痹症，素来体弱，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。当时，妈妈在南京机校受“文革”运动冲击，多佳由于在家和造反派争吵过几句，惹恼了他们，居然派人去泗洪农村，反映他思想反动。以至于我给多佳写信时，担心发给他的信会被拦截，于是像地下工作者似的，特地将白金陵作为收信人。因为在患难之中的多佳曾说过：“白金陵是我最珍贵的朋友。”出自对哥哥的信任和了解，深知他这句话的份量，于是将信寄到白金陵那儿，相信他一定会把信安全地转交给多佳。

转眼间，到了1972年底，金陵在泗洪县即将应征入伍，多佳也由于知青病退政策，回南京准备办病退手续。一天下午，我在家中，突然传达室喊我们家接长途电话。我兴冲冲地跑下楼，拿起电话，原来是金陵从泗洪打过来的。他说：“我马上要去部队当兵了，多佳回南京的手续办得怎么样啦？他最近都好吗？”话语中充满了关切之情。我又一次体会到了这位“珍贵朋友”的珍贵之处。不过，当时只是将他看成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，并没有更多的想法。

1974年，我所在的淮安知青户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便通过牟承晋的关系迁到了离南京近一些的六合农村（牟承晋是多佳朋友，是我们家的常客，和我们全家都很熟悉）。1975年，白金陵在部队提干，牟承晋向我提起白金陵，并告诉我白的父母是南下干部，现在在南京市商业部门工作。白金陵是家中老大，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我当时还是个在农村挣工分的知青，政治、经济地位与他有很大悬殊，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，便写了封信给牟承晋，将此事回绝。

1976年3月，我从六合农村调回南京，分配在南京第二制药厂机修车间钣金工组，当了一名电焊工人。那年我24岁，白金陵26岁。

1976年，我是南京第二制药厂的电焊工

牟承晋和我姐姐合计，再次向我和白金陵提出此事。白金陵所在部队恰巧这时从浙江温州调防到江苏射阳，隶属于江苏省军区的守备27团，离南京更近了。他家里开始关注他的婚姻问题，还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他都不满意。我也似乎没有了再推脱的理由，于是我俩都开始正视这件事。

我有时翻看他给多佳的信，觉得我与白金陵有着一些共同之处，比如：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，都在农村插过队，都很能吃苦耐劳，都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。虽然我们远距离地看，初步印象都不错，可是他认为我有点清高孤傲，难以接近；我则顾虑自己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是否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（父亲是位部队干部，1956年审干时受到错误处理，之后与母亲离婚，1962年病故，1998年经总政批准平反）。在那个年代，虽然妈妈是位革命干部，且已经与父亲离婚多年，可父亲的事，对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升学、入团、入党、当兵都成为政审障碍。

按照部队的规矩，如果我和白金陵确立恋爱关系，他需要打报告给组织，由组织审查女方及其家庭的政治历史情况，经批准后才能结婚成家。现在的人看到这些事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可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，因政审原因而棒打鸳鸯的事多了去了。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，是我们之间关系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，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这件事。

1976年6月的一天下午，金陵来到我们家，进行了一次正式见面。他一本正经，不苟言笑，端坐在椅子上。那时，他已经提干了，应该发有四个兜的崭新干部服，可是他那天穿着只有上面两个兜的、甚至有点旧的战士服。我顿生好感，觉得这个人不慕虚荣，很实在！他主动问起我父亲的事情，我如实介绍了情况。我想那天他肯定是有备而来，试图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，否则我父亲与他有何干系？

他回部队以后，我们开始了通信往来。我对他说：“你本身政治条件很好，在部队进步很快，也热爱自己的工作。如果因为我父亲的事，致使你的前途遇到坎坷，我将终身遗憾！”他回信说：“我前前后后都想过，这件事无非对我今后的工作位置有影响。我不是迷恋升官发财的人，我的理想只是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尽最大努力为党工作。一个献身于壮丽事业的人，并不拘泥于在什么样的岗位。”基于他这样实实在在的回答，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得以继续下去。

1976年，白金陵任27团特务连的高机排长

1978年3月，部队通过函调，批准我们建立恋爱关系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，我们互相庆贺。至于他对我的顾虑，起初我并不了解，只是觉得我们见面时，他不够主动热情，显得比较拘谨。后来才明白可能是他为了维护自尊，故意“端着”。其实，当时我就是个刚刚从农村回城、每月20元工资、初一文化水平的学徒工，没有任何可以清高孤傲的资本。

通过频繁的通信和见面，互相加深了了解。有一次我俩见面，从他家白下路不知不觉一直走到山西路。我毫无掩饰坦诚地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看法。我还在信中写道：“我从未对你抱有审视的态度，我相信我的直觉，知道你是那类有着内在感情的人，尽管不喜欢流露但却显得真诚。”最终他也消除了疑虑，看清了我不是一个清高孤傲的人，我也将他朴实真诚的形象更加具体化。他看重我的坦诚热情、泼辣好学；我钟情于他的稳重朴实、忠诚正直。

总而言之，我俩的关系谈不上谁追求谁，是从遥遥相望开始，经人牵线搭桥走到一起，细看还挺合适、蛮般配。互相之间既没有仰望，也没有俯视，而是正常平视，完全是平等的。

相知

从那时起，我们大约十来天就互相往来一次通信。我们在信中互诉衷肠，谈论对对方的看法，介绍各自的工作和学习，告知家中的情况。当然也有离别的思念，和当面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甜言蜜语。

他大约每年都可以回来两三次探亲或出差，我曾去部队探亲一次。还记得那次去军营探亲时，给他洗了被子，在他的战友面前笨拙地表现了我这“连长嫂子的贤惠”。1978年初的冬季，我们一起去北京与我的大部分在京亲戚见了面。我们踩踏皑皑白雪，在天安门前留了影。婚后还一起去游览黄山，住在散发着木材味儿、简陋而温馨的小木屋里。那鲫鱼背的险峻，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水，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。

1978年，我们在天安门前留个影

1979年，我们在黄山合影

1979年1月，中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，部队备战比较紧张。金陵所在的虽然不是野战部队，但是听说要抽调一些政治、军事素质好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充实到前线的部队。按照金陵的军龄和军事技术，很有可能被抽调，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像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一样。那时我们已经打算于当年5、6月份结婚。金陵来信表示，如果他要上前线，我们的婚期就推迟，待他回来再说，其意图不言而喻。

我立即去信表示：如果你要上前线，我们一定在此之前结婚，这就是我的意愿！你没空回来的话，我将立即赶到你部队。并在信中引用了郭小川的诗句：“战士有战士的爱情，忠贞不渝，新美如画。”不久，他出差来南京，我又向他明确表明了我的态度。记得那次分手时，我将他从机校的家一直送到山西路口。我们郑重地紧紧握手，互道珍重！颇有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气氛。结果他们部队只抽调了几位战士去参战部队，其中有一位是和金陵感情很好的金华籍战士金元化。

1979年5月4号，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新房设在他家一间10平米的房间里。他父母为我们配置了基本家具。我们没有举办任何仪式，只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，买了几斤糖果，分发给同事和战友。结婚前我一直上班，婚前两天还去上夜校。4号那天，我从自己家带了些零星物品，骑了辆自行车到他家。日后这就成了金陵一直拿来说事的笑柄，几十年来他经常笑话我：“你可不是我迎娶的，是你自己骑车跑来的。”第二天，我们突然想到应该照张像，于是就穿着姐姐送给我的一件半新军装和他照了一张“结婚照”。晚上邀请与他一起参军的几位战友在家吃了饭。

1979年5月，我们的结婚照。一对不漂亮也不丑的新婚夫妻

结婚以后，我们情投意合，但也曾经在一件事情上，有过一些小分歧。我从农村回来，国家定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急需大量知识化、专业化的建设者。我深知自己只读了7年书的文化基础太差，于是就报名上夜校，重点补习初、高中的数理化课程，以及提高自己工作技能的机械制图和焊接工艺课程。每周花四个晚上上课，其余时间要复习和完成作业，这些学习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。上班工休时，我们钣金工班组的几个年轻人，就在一起做习题；下班以后，通常是啃个馒头就去上夜校。

金陵也在部队补习文化，我们经常在信中交流学习情况，讨论题目，互寄学习资料和试卷。1980年左右，我基本完成了中学课程学习。这时南京市经委要办个企业管理的大专班，在企业招收学员，还听说电视大学也要招生。我又有了上大专的欲望，就写信和金陵商量。为了继续学业，希望过两年再要孩子，那时我28岁，金陵30岁，他大弟的孩子已经1岁了。

金陵看到同学、战友的孩子纷纷出生，特别喜爱，自己也很想当爸爸，并担心我年纪大了再生育会影响孩子的健康，同时还有外界舆论的压力。他看我没完没了地还要考大专，就怀疑我是否对生养孩子没兴趣。他思想斗争激烈，甚至一度失眠。有次回南京，情绪不太好，可当面又不说，心里窝着火，还对我发了点小脾气。我深感委屈，但还是继续设法说服他。

最后，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终于想通了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关于你上学的事，我考虑了很久，现在我认为应当全力支持你学习的决心，我们都因‘文革’而耽误了学习机会，你目前有这补救的可能，我没有理由阻挡你。我希望你是个有志气、有抱负、不同俗流的爱人，而不是终日琐碎缠绵的妻子。我们结为夫妻，并不是只求养个胖小子、建个小康家庭，而希望是互敬互爱、患难与共的终生伴侣。我不愿做个专横霸道的丈夫，我父母也会理解我们，你依然是他们称心的好儿媳。”他最终表现出和我一致的志向，激发出我内心由衷的感激之情，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知音而感到骄傲和庆幸！

后来，市经委大专班不办了，电大也推迟招生。我们不失时机，于1982年2月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。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金陵恰好转业到江苏省公安厅报到。1983年6月，经我所在的第二制药厂推荐，我考取了江苏省委党校理论班。我们这届是正规化办学的第一届，学制为两年，毕业后具有大专学历。该校对学员的管理很严格，即便是南京学员，也必须全部住校，并规定每周日晚上必须要回到学校。那时孩子才一岁半，家里只有一个白天带孩子的老保姆，金陵白天工作很忙，晚上还要带孩子睡觉，但他从无怨言。金陵在部队补习了一些文化基础，转业后也考上了省级机关夜大，取得了大专文凭。

1982年女儿出生，1984年的三口之家

相爱

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，距离产生的美，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慢慢地被消磨被淡化了。我俩总是忙忙碌碌，尤其在他担任刑侦处值班调度室副主任期间，晚上通常在办公室值班，白天还要上班，没有调休，遇到节假日和突发事件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我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。孩子在公安厅幼儿园，总是最后一个被接走，经常还是金陵处里的小伙子帮我们去接孩子。

金陵工作照

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美好往事值得回忆、令人难忘。金陵“讷于言敏于行”更多的是“做”，而不仅仅是用“说”来表达他的感情。

1980年的冬天，天气很冷，金陵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寒流来了，当我在寒风凛冽的训练场上，就想到你冒着严寒骑车上班的情景。你一定要多穿些衣服，戴上口罩和手套，你是个不善照顾自己的毛头姑娘。”我这人确实一向“马大哈”，经常丢三拉四，常常忘了戴手套，或经常弄丢。骑车上班时双手冻得通红，只好一手握车把，一手揣在裤子口袋里。他有次回来探亲，特地送了我一副蓝色咔叽布的棉手套。手套是他自己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，一个大拇指和四个连在一起的手指之间可以分开，便于骑车按铃、刹车。还用一根蓝色的带子连接这左右两只手套，不易丢失。手套那湛蓝的颜色，如同大海的蔚蓝，我特别喜欢。冬天骑车我戴着那双饱含金陵深情的手套，冒着刺骨的寒风骑车，再也不冻手了，内心更是倍感温馨和温暖！

我是个个性比较独立、身体健壮的女性，是只在空中飞翔的海鸽，而不是“依人的小鸟”，不会撒娇，不甘示弱。只有当我躺在了病床上，才好似折断了我的翅膀，方才能提供机会，让金陵显示出悉心呵护妻子的“英雄本色”，从而使我更深感受到他的关爱与体贴。

1999年11月26日晚，一位同事找我谈心至晚8点才下班，加之我三天后即将出国，满脑子在盘算着临走前的准备工作。当我骑车骑至湖北路口时，被一辆紧急拐弯的桑塔纳轿车撞倒，当时感到左腿不能支撑，但没有剧痛。被肇事者送到鼓楼医院的途中，我给金陵打了电话，他闻讯后火速赶到医院。主治大夫陈医生告诉我：“诊断结果是小腿正面十几公分皮开肉绽的开放性胫、腓骨骨折，胫骨平台塌陷。为防止肿胀感染需立即进行手术，将腿肚切开十几公分以减压。”两处伤口共缝了56针，用一根筷子粗的不锈钢针穿过脚后跟，用于牵引，因失血过多还输了血。此后牵引、消炎、打上石膏，前后住院14天。

出院那天，金陵找了公安医院的救护车，将我用担架抬回家。在家中，他为我做了各种准备，床边放着一张椅子，下面能搁便盆，方便我大小便。床对面放着电视机，为使我躺在床上也能看电视，特地用报纸包着几块砖，垫在下面，将电视机抬高。前来探望的车祸肇事者小姚在一边说：“叔叔真细心，对阿姨这么好！”我说：“你们找了老婆以后也要像叔叔这样哦。”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愈合，每天都要换药。金陵每天中午下班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为我换药。

一个月后，拍片复查，骨头愈合得不好，甚至有医生怀疑我是“骨不连”。他焦急地陪我去江浦求医，又向来南京巡诊的骨科名医问药，还请来一位附近的大夫为我诊疗。在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经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，我的腿经过四个月时间基本康复。那么重的创伤，至今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，会落下关节炎之类的后遗症，实属罕见。在帮助我康复这一点上，金陵功不可没！

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漫长岁月里，金陵始终对我妈妈竭尽孝心。我最敬最爱的妈妈，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亲人。她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，以及在“文革”中遭受的迫害，并没有摧毁她的意志，她含辛茹苦将我们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成人。我大概5、6岁的时候，记得姐姐、哥哥在家中一个房间里带着我一起发誓：长大后一定要孝敬妈妈！当我长大成人之后，更能理解妈妈的艰辛，更加坚定了我孝敬妈妈的信念。我要尽力做到延长妈妈晚年幸福生活的长度，从而缩短她遭受苦难生活的占比。

我择偶的附加条件，是要为我妈妈找位孝顺的女婿。在我与金陵最初接触中，他就表示：“胡阿姨是一位坚强的母亲，你们一定为此而感到骄傲。我也一直对她十分敬重。”妈妈对我们三个子女的婚姻从不干涉，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当我和金陵谈恋爱的时候，妈妈只说了一句评价：“海鸽和白金陵都不漂亮，但也都不丑。”意思是两人还比较般配。特别善解人意的妈妈，在我们婚后，嘱咐我要理解金陵对其父母兄弟的特殊感情，也要尊重和爱护他们。

1984年，我们搬进公安厅分配的宿舍，那时每周只休一天，每逢周末，我们都要带着孩子去看望两边的老人。妈妈离休以后在北京与二姨相伴生活了20多年，直到83岁才回到南京。她曾向小姨流露过，晚年希望和我共同生活。可自从金陵父亲去世之后，他母亲已经和我们住在一起十几年了。金陵是个孝子，我总不能将他母亲赶出去吧。而两个老人，一个是南方人，一个是北方人，生活习惯不一，又不可能住在一起。

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同一单元二楼的邻居要搬家卖房。我和金陵商量后决定买下这套房子，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。此后，妈妈和保姆住在二楼，我们和婆婆住在三楼。妈妈十分满意地说：“我每天都能看到海鸽、金陵。”这对于老人是多么大的安慰啊！金陵在妈妈的床头安装了电铃，以备妈妈紧急呼叫。每次只要铃声一响，我俩就立即奔到二楼。有时是妈妈心绞痛发作，我们便立即送她去医院；有时是妈妈略有不适，我们就给她服用一些对症的药物；临离开时，细心的金陵还总是帮妈妈掖好被子，让她能安然入睡。

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，我们家先后买过两辆车，每次买车，金陵特别强调不要买SUV，因为太高，怕妈妈上车困难。他驾驶着车，载着妈妈去过皖南、浙江、山东等地旅游。每次长途，他都考虑特别周到，会带着折叠的坐便盆，以便让老人随时方便。他还经常在春秋季节的傍晚，用轮椅推着着妈妈去中山陵附近散散步，带两位老人去钓钓鱼，给妈妈的晚年增添了许多欢乐。

妈妈95岁牙口不行了，我俩带妈妈跑了多家口腔医院准备为她镶牙。终于，我们的孝心感动了一家民营医院，给妈妈装了两颗假牙。有几次从医院回来，妈妈年迈体弱，已经爬不动上到二楼的那十几级台阶了，所以每次都是金陵背着我妈妈，艰难而踏实地、一步一步地迈上台阶。就在金陵去世的前几天，他还对我说：“你妈那牙，还需要到医院去修理一下。”我实在不忍心让他这个70岁老人，还气喘吁吁地背着97岁的老岳母爬楼梯了，于是就推托说：“再过几天吧。”

一天半夜，我们到医院看望了妈妈之后骑着电动车回家，我坐在他身后，搂着他宽大的腰背，心里是多么的踏实啊！他就是我们家的一棵顶梁大柱！数十年来，他对我妈妈的悉心照顾是对我最诚挚、最深沉的爱！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妈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他帮助我实现了我自小立下的誓言！他的去世，使我们家最可靠的顶樑柱瞬间倒塌！

不久，疫情爆发，我忐忑不安，特别担心妈妈会感染生病，因为那时家里没有了金陵这个主心骨。2020年5月6日，妈妈在家中安然离世，享年98岁。

1998年，父亲的冤案正式获得平反，搬走了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块巨石。我们三个子女决定为他重新立一块碑。金陵带着我们跑遍南京附近的石材厂，选材、刻碑。他又不辞辛劳地驾驶着面包车，将沉重的石碑和碑座运到300多公里外，父亲的家乡安徽潜山市。当崭新的墓碑在蒙冤多年的父亲坟墓前树立的时候，我们了却一个重大心愿。内心也对金陵深为感激！

将心比心，我也知道该怎样当个好儿媳。我这辈子手工织出的第一件毛衣就是给公公的。金陵妈妈和我们共同生活了28年，婆媳之间从无龃龉，相安无事。我也感谢婆婆多年来分担了我们的许多家务，使我们俩都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。在婆婆临终前住院的三个月期间，金陵刚退休不久，每天在医院里陪伴妈妈，我也经常在下班以后去看看老人，然后和金陵一起回家。金陵对我说：“你也够意思了。”

大约在2012年左右，我俩开始了每天晚饭后的散步活动。一是为了健身，二是为了交流。我们从家沿着扬州路走到河海大学的大操场，围着400米运动场走一两圈，或漫步在校园内兜一圈，然后再走回家。每次步行大约近万步，花40分钟。一路上，我们有时仰望星空皓月，时而闻着桂花和腊梅花香，会随意聊些话题，气氛十分融洽。而在家中，各干各的事，似乎就缺少这样轻松和谐的氛围。有一天，他谈起对自己的一生比较满意，无论在学校，还是在农村，在部队，在公安厅，与大家都相处不错，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些事情。

还有一次在散步回家途中，我们刚走出河海大学校门，突然就下起了一阵雷暴雨。我俩只好躲进附近的苏果超市。等雨渐渐小了，我们试探着冒着小雨走回家。他突然掏出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、将手帕四个角打成结的一顶小帽子递给了我，让我戴上。他这种不经意间给你来个出其不意的惊喜，犹如当年他玩“露一手”的把戏一样，真使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动。我知道这顶手帕小帽虽然挡不住蒙蒙细雨，但它传递给我的柔情爱意却是永恒的！

相思

金陵走了，突然听到这个噩耗时，我根本不敢相信，在从北京赶往南京的高铁上，总觉得等我回家就能见到安然无恙的他。而残酷的现实却是，他真地走了，让我们只能无数次地在梦中相见。梦中的他依旧穿着那件他十分喜爱的、有着很多口袋的深蓝色马甲，我抓住他粗壮的胳膊，问他：“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我们还在悼念你呢！你看，你的遗像还放在北屋，我们还为你布置了一面照片墙。”去年的一次梦中他神秘地告诉我：“单位派我到朝鲜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你那么长时间不回家呢。”醒来，这又是泪水沾湿枕头的一场梦……

在灵堂前，在告别仪式上，摆放着一个我送给金陵的小花篮，在小花篮的缎带上写着：永远怀念你的正直、善良。他的很多同学、战友、同事、老领导前来吊唁，他的老首长、原省军区宋副参谋长还抱病前来悼念。有好几位同学、战友都从安徽、上海、苏北、武汉等外地赶来告别。告别厅里里外外站满了人，人们述说着一个个金陵真诚待人的感人事迹，赞美他发自内心的善良。同学们说：“白金陵是有担当、有眼光、同时又细心体贴、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给予鼎力相助、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。”战友们说：“老白讲义气、重感情，是大家的主心骨！他气质刚强、待人和蔼，像我们的大哥一样。金陵他还特别关心、真诚帮助家庭生活有困难的战友。”

金陵退休以后，曾带着几个朋友自驾，遊遍祖国的四面八方，行程大约6万公里。我退休前后，也和他一起曾先后八次在国内外旅游。同游的驴友们都说：“和老白一起出去，他遇事不慌，非常大气。他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总为他人着想，默默地走在队伍的最后关注着大家的安危。有老白在，我们有种安全感，心里特别踏实。朋友老郑夫妇动情地说：“老白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怎么就这么先走了呢！”邻居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看院子里这个台阶坏了那个台阶坏了，都是老白用水泥修补的；那盏路灯也是他安上的。”金陵做过的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他从未向我提起过，他就是个专做实事、不爱张扬的人。他曾经说过：“给予别人在危难之际的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使我有种心安理得的满足。”

2016年，金陵（中）和朋友们在皖南合影

2017年，我们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海滨合影

亲密的家人突然离去，家中不再有他的身影，但又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感觉着他还在远方关注、陪伴着我们。如今，当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着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怎么做？他做事有条理，考虑问题周到实际，可以弥补我的不足。他经常批评我一贯的莽撞和粗心。金陵去世后不久，国内就爆发了疫情，家家户户都在防疫，出门戴口罩、回家勤洗手成为常态。这时总会想起金陵经常叮嘱我过马路要当心、饭前要洗手等等。他生前对我的提醒，我是那么的习以为常，如今却变得弥足珍贵，甚至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。因为这些告诫和提醒都是他留给我的宝贵遗嘱。

金陵，在你走后的三年多时间里，我经常和女儿的三口之家在一起。我们的外孙阿嗒已经长成1.62米的大小伙子了，我们要培养他像外公那样的阳刚和善良，有外公那样的勤快和动手能力。这一定也是你的心愿！

金陵，我痛失你在身边的陪伴之后，我们的众多亲友都热情地关心帮助我走出阴影，通过学习、写作充实提高自己。时间这只巨大的、无形的手，会让所有锥心刺骨的痛楚，化为绵长温馨的怀念。我们终将久别重逢，魂魄相依！

金陵，我们永远怀念你！

2023年5月16日初稿于

金陵去世3年零9个月的南京家中

修改于6月5日